在俄国史的视野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重塑判断的尺度？

作者 | 陈天祥（上海大学博士）

黛博拉.A.马丁森和奥尔加·马约罗娃主编的《语境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汇集七个国家二十九所学院、大学或研究所的三十四位斯拉夫学者或其他领域研究者的文章，分别从历史层面和文学层面划分诸种语境，“不仅再次探讨业已充分研究的语境（例如基督教、现实主义、农奴制、法律实务、革命恐怖主义和‘女性问题’），还发现了新的语境（例如伊斯兰教、帝国、童年、赌博、象征地理学、刑法实践、种族和生物学）”。每位学者以各自研究领域的成果聚集于此，读之犹如形成一幅历史与文学拼图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者们基于历史与文学两大宏观层面，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他的小说和新闻杂志活动涉及并暗指的文学文本、思想倾向、社会问题、国内外事务，以及其同时代人司空见惯的挑战”。在此阅读中，他们对其进行诸种阐释，从而完成一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构。本书分为两大部分，即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文学、新闻活动和语言。前者又分四部分：政治、经济和社会景观；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空间与地点；宗教和现代性。这些又细分为各种语境，除以上提及之外，还包括以下一些：社会主义，乌托邦和神话，虚无主义，出版市场与出版文化，俄国专制与民族，公务等级，教育，科学、技术和医学，犹太人，自杀，圣彼得堡，水晶宫，东正教精神，宗教异议，罗马天主教，译者与被译者，旅行与旅行写作，民俗，外语，陀氏的新闻杂志，书刊审查制。

在斑斓多样的语境中，学者们深度阐释了陀斯妥耶夫斯基。

在俄国史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之间：陀氏文学如何关注历史变迁？

此书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基本每个语境里都浓缩了一段相关的极简史书写。农奴制度及解放史、刑罚与司法制度史、女性解放史、公务机构等级史、教育改革史、宗教史（东正教，宗教异议，罗马天主教，伊斯兰教）、城市史（圣彼得堡史）、水晶宫演变史、陀氏作品译介史（以《卡拉马佐夫兄弟》英译为主）、书籍出版史、语言文字史、民俗史、杂志出版史（《时代》和《时世》）、书刊审查史等，这些史并非发散式各列其位，其核心都指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时代（1821年至1881年）。

例如，农奴制度史的书写，源于对莫斯科国家而言非常重要的服役阶级是如何得到支撑的。十五世纪左右，莫斯科国家常年存在外部危险，因此必须保持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此力量壮大所带来的问题，是如何维持如此众多的兵力。在分封时代，服役阶级的维持费来源有三：薪俸、世袭领地和食邑。（《俄国史》，227）但这三者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服役阶级的需求，故需寻求新来源。而“罗斯的顺利联合使莫斯科君主获得了一个新的资本，即广大的土地，不管是荒地，还是有农民居住的土地，他只能动用这个资本，来保证服役阶级的需要”。

十六世纪末以前，农民作为自由农，有权选择耕地和土地占有者，后来富有世袭领主和地主吸引农民去其土地劳作，而小土地占有者找不到劳力，无法为国家服役，所以费奥多尔沙皇政府下令，“取消了农民地出走权，使农民无法离开他们原先耕种的土地”，一直到农奴制被写入1649年的法律。彼得大帝时期，彼得一世为了考虑国库收入问题，通过人口登记来简化社会结构，一切中间阶层被硬性归入两个基本农村阶层（国家农民和农奴），这便扩大了农奴制的范围，使农奴向国家缴纳赋税。

从叶卡捷琳娜大帝到尼古拉一世，农奴制虽增强了俄罗斯的文化艺术，但十八世纪前后，农奴身份有很大变化：之前，农奴主建住宅、花园，训练农奴唱歌跳舞；之后，他们被当做拍卖物、赌资或礼物。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也承认过这个地狱般的制度，他们采取措施改善农民生活，但未改变制度本身。到了亚历山大二世，他对农奴制的改革受到贵族的不满，不同阶层在制度修改中不停斡旋，最终于1861年以法律形式颁布文件——取消农奴制。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锐地发现农奴制带来精神的扭曲，从其小说人物如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阿尔卡季·斯维德里盖洛夫中，他呈现出根植于农奴制文化中的家庭类型。

透过此例，可看出英美学者强调“历史化”的作用，而否认“去历史化”的方式。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文学关联，他生活的十九世纪也与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现今的事实看，历史的两个基本概念不再是时间和过去，而是变迁与事件。”（Foucault）学者们以农奴制的变迁史叙述其在不同执政者时期的状况，这些资料的搜集，目的在于找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农奴制问题。从刑罚和司法制度史中，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使原先落后、低效和不公平的法律制度得到革新，引进西方辩论式诉讼程序促进俄国法律体系的高效和公平；另外，在女性解放史中，从《罪与罚》的女主人公索尼娅的职业及职业目的切入，叙述俄国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靠自己的有偿劳动支撑家庭；有了基本的经济基础，她们又想解放自己，以反抗传统性别道德等，从多彩的极简史里可见：“历史并不是单一的时间范围：它是多样的时间范围，它们相互缠绕与包裹。因而传统的时间概念应该被多样的时间范围概念替代。”而且，“在现实中，有许多时间范围，而其每一个都是某个特定事件的传播者。正如时间范围种类的多样化，事件种类也必然多样纷呈”。这些指向陀斯妥耶夫斯基时代的极简史相互交织成“变迁”与“事件”的多元网络，又与他作品中诸种内含关联。因此，在此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被“历史化”的，他作为观念而言充满历史感。

在首都与外省之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重塑判断的尺度？

本书划分不同的大语境，如前提及的社会景观、制度、空间、宗教等。在每个大语境下，各个小语境之间存在关联，如在“空间”语境中，俄国的首都和外省与英国的水晶宫，前者叙述俄国国内的空间差异与联系；俄国与英国的空间讨论，则是国际关联。这三种语境所呈现的空间具有地理意义，充满政治色彩和象征意蕴。

例如，首都彼得堡与外省空间是分层与对立的，即中心与边缘、权力的集中地和分散地、文化的富饶和贫瘠等。作为彼得堡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寄情于这座“最抽象而蓄意的”城市。作为城市语境，彼得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联，以地图探索方式和他作品中的人物贴合。涅瓦河、彼得保罗要塞、海军指挥部、瓦西里耶夫岛、尼古拉耶夫大桥，涅瓦大街、格洛霍维亚街和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从水路由内向外行进出现莫伊卡河、叶卡捷琳娜运河、丰坦卡河和旁路运河。河流、街道、堡垒、桥梁、岛屿等作为空间要素，错落有致地在这座城市延伸。陀氏小说人物便在此空间叙述中呈现出来，如梅什金公爵在公园休闲，河岸边排屋是拉斯科尔尼科夫上大学的地点，罗果仁在大街上等。

另外，以干草市场为商业中心铺散开生活区的等级——富有的官僚，相对富有的，贫民。街道与商店、公寓被划分开来。干草市场作为商业中心，与贫民窟和居住区分离，后者很快成了边缘性的住宅区，而住宅区由于贫富差距被再次分割。从建筑学的空间角度看，“作为空间，具有这样一个双重特征：在统一性的伪装下，是断离的、碎片化的、是受到限制的空间，也是处于隔离状态的空间”（列斐伏尔）。而在干草市场这个空间中，马尔梅拉多夫、索尼娅、斯维德里盖洛夫和拉斯科尔尼科夫这些小说人物再次被提及，他们都住在这些邻近的出租屋里。彼得堡“时而反映，时而决定这些人物居于此地所激发出来的情绪”。

此外，“城市本身是生活其中的人的集体记忆，而且犹如记忆，它与城市的物体和地点联结。城市是集体记忆的发生地。之后，发生地与市民间的关系成了城市颇具影响力的影像，包括建筑的和景观的，而且某些人工造物也会成为记忆的一部分，新的造物又会出现。在这个完全积极的层面，卓越的思想通过城市的历史流动，并将其塑形”（Aldo Rossi）。研究者把彼得堡空间与显著地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人物结合，呈现人与城市的密切度。小说人物的记忆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记忆分布，作为象征，还凝聚成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诸多印象深刻的建筑、河流、街道等以记忆影像的方式不断呈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彼得堡“不仅是家，精选的工作地，其有过半的著名小说的场景，还是一种文学手段”。

而作为边缘的外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也因交通运输网络的发展而加快了社会流动，书籍的传播、平民知识分子崛起、亚历山大二世的重大改革、城市工人阶级形成等，这些都在促进外省的发展；同时，外省新闻出版业也在加强地方意识。尽管如此，外省生活状态在文学中却鲜具代表性，其特点经常被描述为千篇一律、静态、边缘、落后、衍生物、没有首都特性——因为“两个首都”彼得堡和莫斯科一直作为模仿者，不断融入西欧的城市风格。安妮·劳恩斯伯里称，地区性缺席在俄国文学传统中很常见，它在文学作品中以作为符号的匿名X/N镇出现，不论作家如何表现一个故事的发生地，这种符号具有互换意义，如X可以是梁赞省或特维尔省。比较小说《群魔》中的匿名地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斯托克普里戈涅夫斯克，即使后者拥有具体名字，但和前者的匿名地一样，可任指一个外省地。而匿名地，其实“不论中心是什么或在哪里，于中心而言，匿名地仅有的意义是作为俄罗斯的想象地理而促发的选择”。另外，小说中斯捷潘·特罗季莫维奇与农民在乡村闲逛中，会发现即使他在N镇度过多年，依然困惑农民对地理认知的独特性，而他与农民间的差异即农民生活在真正的地理空间中。这显然可以看出特罗季莫维奇的“在乡不在地”性，他只是存在这个生活空间，却没有一种对外省的归属感；相反，农民却恰好体现了“既在乡，又在地”的“落叶归根”感知。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外省辽阔的空间是完美的信息集散地，它可汇集和传播杂志、报纸、小册子、信件和书籍等物品，最终可作为他思想的传播地。

从罗伯特·贝尔纳普在《彼得堡》一文中对首都的分析和劳恩斯伯里在《象征地理学》中对外省的分析中，可见作为中心空间与边缘空间，首都与外省没有获得俄国作家们一视同仁的看待，或成为他们同等依赖的判断尺度。即使外省是辽阔空间，但首都彼得堡看起来就是一个“能够汇聚大小于方寸之间，而自有其辽阔之道”（巴什拉）的微型空间，这种比对分割了两者，使它们在同一片土地上产生了陌生化效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不是整个俄罗斯都汇聚到并拥挤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实质上，俄罗斯在自己领导着自己，不断地靠来自各地区和边疆本身地新生力量地新鲜血液进行着自我更新……在这些地区，俄罗斯人的任务同在彼得堡或莫斯科，在里加或高加索，以及所有地方，全体俄罗斯人的任务都完全是相同的”，他的这种叙述使首都与外省之间具有亲密性和熟悉感。

放眼国外，英国伦敦的水晶宫作为特殊且非常现代性的世界标志，其空间的多元象征意义随时代而变，起初是“有诸多方式：塑造不列颠和维多利亚时代不列颠帝国形象（同时，定义其非西方‘他者’形象）；促进自由贸易和国际化（因而促进世界和平）；宣告不列颠制造业优越性；定义，庆祝，教育人们了解工业，制造过程和产品；联合不同阶级和文化”。水晶宫倾向于一种被呈现的“物”，彰显英国的雄厚实力和高度发展的状况，但在时代变迁中，作为物的水晶宫从观赏景观向实用景观过渡，其因功用和目的不同而被投入使用：从教化意味和社会意识到新颖与受人喜爱之地，一战期间是海军训练基地，战后是遣散中心，之后成为第一个帝国战争博物馆。水晶宫基本代表“看与被看、教育和创造、资本主义利益动机与社会变革运动，以及战争与和平”的意义。

从水晶宫的非文学意义到关于它的第一个文学指涉即其“美与和谐之梦”意涵，它在俄国被多次报道后，引发车尔尼雪夫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争。前者在《怎么办？》中把它作为“俄国激进派的社会重组之象征”，但遭到后者的拒斥，在《地下室手记》中尤为明显，水晶宫的和谐之梦不允许有差异、不确定性和分别，它会毁掉这种象征的自由，而“个体的个性会被奴役和毁灭”。而且，在《罪与罚》和《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中，水晶宫以“社会瓦解与恶行形象并置，以至于据传水晶宫所代表和激进派赞美的理性秩序转变为了社会失序空间”。不论水晶

在赌博和创作之间：陀氏为何会把金赌博当做救赎的来源？

某一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关的语境并非仅有单一内含，有一些呈放射状星丛形式展现某种语境的多重内蕴，例如“帝国”以“革命的”、“充满爱的”、“俄国化的”和“东正教的”修饰，展现立体的“帝国”语境。此外，“教育”“自杀”“赌博”也被赋予多种修饰或阐释。

如在《赌博》一文中，为了检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瘾和创作之间的关系，理查德.J.罗森塔尔基于《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具有的九种赌瘾症状：“1.需要加大赌注去赌博以实现期待的兴奋；2.当试图减少或停止赌博时，出现坐立不安或易激惹；3.反复的失败的失控、减少或停止赌博的努力；4.沉湎于赌博……想尽办法获得金钱去赌博；5.感到痛苦（例如，无助、内疚、焦虑、抑郁）时经常去赌博；6.赌博输钱后，经常在另一天返回去想赢回来（“追回”损失）；7.对参与赌博的程度撒谎；8.因为赌博已经损害或失去一个重要的关系、工作或教育或事业机会；9.依靠他人提供金钱来缓解赌博造成的严重财务状况。”（《精神障碍》，245-46）罗森塔尔依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得出其中超过四条（第1、2、 6、7、8）在他身上明显存在，另外几条经由罗森塔尔推理得出。进而，他从《罪与罚》和《赌徒》的主人公分析他们身上的赌瘾。前者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并非是参与游戏式的赌博，而是谋杀了房东老妇并偷窃其财物，这折射出“赌博”与人性之意义。后者阿列克谢任意测试自己，并认为赢会让他忘记之前的失败，短暂的胜利使其无法知道如何预测（即控制）接下来发生的事，体现了“赌博”的不确定性。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体验认知融入小说中外，他在现实的赌博境况和创作之间构成一种联系，他负债，创作，还债等行为显示他“享受挑战——参与这种高风险的事会增加他的愉悦感……因此，同步创作本身即是一场赌博”。

宫作为何种象征物，它不只是激进派的乌托邦幻象，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的阐释更接近其因历史而变的多元功用、话语表述和文学意象。

在赌博和创作之间：陀氏为何会把金赌博当做救赎的来源？

某一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关的语境并非仅有单一内含，有一些呈放射状星丛形式展现某种语境的多重内蕴，例如“帝国”以“革命的”、“充满爱的”、“俄国化的”和“东正教的”修饰，展现立体的“帝国”语境。此外，“教育”“自杀”“赌博”也被赋予多种修饰或阐释。

如在《赌博》一文中，为了检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瘾和创作之间的关系，理查德.J.罗森塔尔基于《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具有的九种赌瘾症状：“1.需要加大赌注去赌博以实现期待的兴奋；2.当试图减少或停止赌博时，出现坐立不安或易激惹；3.反复的失败的失控、减少或停止赌博的努力；4.沉湎于赌博……想尽办法获得金钱去赌博；5.感到痛苦（例如，无助、内疚、焦虑、抑郁）时经常去赌博；6.赌博输钱后，经常在另一天返回去想赢回来（“追回”损失）；7.对参与赌博的程度撒谎；8.因为赌博已经损害或失去一个重要的关系、工作或教育或事业机会；9.依靠他人提供金钱来缓解赌博造成的严重财务状况。”（《精神障碍》，245-46）罗森塔尔依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得出其中超过四条（第1、2、 6、7、8）在他身上明显存在，另外几条经由罗森塔尔推理得出。进而，他从《罪与罚》和《赌徒》的主人公分析他们身上的赌瘾。前者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并非是参与游戏式的赌博，而是谋杀了房东老妇并偷窃其财物，这折射出“赌博”与人性之意义。后者阿列克谢任意测试自己，并认为赢会让他忘记之前的失败，短暂的胜利使其无法知道如何预测（即控制）接下来发生的事，体现了“赌博”的不确定性。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体验认知融入小说中外，他在现实的赌博境况和创作之间构成一种联系，他负债，创作，还债等行为显示他“享受挑战——参与这种高风险的事会增加他的愉悦感……因此，同步创作本身即是一场赌博”。

此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赌博是一种逃避无助与内疚情感，这源于他第一任妻子玛丽亚的病逝，同时这又使他想起母亲早期的病症和逝世。这两者也带给他某种情绪焦躁，而赌博本身成为他的“一种自我疗愈焦虑情绪的方式”。而且，他的补偿性幻想与赌博关联，如赢钱是一种鼓励，但赌博意味他处在被掌控的处境。但是，伴随赌博的风险和刺激带来的理想化掌握着他生命中不可预测的本质，如他的癫痫发作。另一方面，他无法掌控金钱，“仆人偷他的钱，出版商压榨他，还有亲戚让他资助他们”，他无法拒绝，却不想被压制，所以当他有钱时，便是挥霍。赌博和创作之间，存在一种消耗和生产的关系。赌博输钱，他只能卖文为生，所得稿费促使他赌博。同时，赌博会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减少内疚。在此反复循环中，“金钱，作为赌博幻想的客体，代替为外部救赎的来源”。

对“赌博”语境的解读，罗森塔尔从医学角度探索，关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病状种类，再深入小说人物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阐释“赌博”的多样性含义和并深入探究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外“救赎”功能。

在杂志与写作之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闻活动与小说创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参与的事件或所思的问题可从一些语境探见，即他与这些语境的紧密度。身为杂志人，他从西伯利亚回来后，积极投身于杂志活动，如《时代》（1861-1863）和《时世》（1864-1865），这是他和哥哥米哈伊尔共创的杂志；之后，他担任《公民》（1864-1865）杂志主编，并开设专栏；后来，他自己创办《作家日记》。同时，他流放前后的创作都与书刊审查和出版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另外，他从小对民俗和戏剧充满极大的兴趣，这伴随他一生，两者也隐形于他的创作中。孩童作为十八和十九世纪作家和艺术家笔下的重要意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非常关注，又因“丧子之痛”，故而在他的作品里，孩童作为特殊的意象出现，而且这个意象贯穿在他创作与生命中。此外，书中就宗教语境还各辟一章叙述东正教精神、宗教异议、罗马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东正教则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深度体现，其余和他有不同程度的关联；外语和现实主义的看法都与他的成长和生活毫不分割。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为杂志人看，参与杂志创办与专栏撰写，促使他投身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活动。艾伦·钱西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参与新闻活动的各家之言作了如下总结：罗伯特·贝尔纳普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运用丰富多样的素材（含新闻业）来创作他的最后一部小说；钱西斯本人集中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里的思想，并观察这与他文学作品的联系；薇拉·涅恰耶娃、韦恩·道勒和萨拉·赫兹皮斯在激进派与斯拉夫派的论争内探寻他六十年代的思想；约瑟夫·弗兰克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闻和小说冒险活动，专注于他小品文的重要性；凯特·霍兰德就那个时代俄国的社会文化趋势寻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七十年代的新闻活动；黛博拉·马丁森从《作家日记》中探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修辞和忏悔文；盖瑞·索尔·摩尔森认为《作家日记》是一部分离的文学作品，即作为文学的新闻业，并与《卡拉马佐夫兄弟》相关联；弗拉基米尔·图尼玛诺夫从《作家日记》内部分析其文学作品；威廉·托德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在内的一系列十九世纪中期的俄国小说，以及他为杂志所写的文章对他小说的影响；拉法埃拉·瓦赛娜考察《作家日记》的读者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而伊戈尔·沃尔金专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造性思想过程如何影响他在《作家日记》中的新闻风格。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杂志活动的紧密性，见于各家纷纭中。他通过杂志创办和主编，参与社会活动，以及通过发表小说和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创办的杂志，具有连续性和变迁特点：前者体现在他先后参与的《时代》《时世》和《公民报》《作家日记》杂志，而变迁的特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不同种杂志里表现出明显的思想变化。《时代》和《时世》作为“根基派”的思想阵地和活动中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时代〉杂志1861年征订启事》里写道：“……我们的任务是建立自己新形式，它应该是我们自己的，取自我们的根基，取自人民的精神和人民的土壤……我们懂得，改革打开了我们的视野，通过它我们明白了我们在未来各国人民大家庭里具有的意义。”他从彼得改革中汲取教训，促进“彼得改革的追随者与人民本原之间的和解”，从而支持其时代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由于其特别重视批评栏目，在1862年至1863年，根基派对改革更具有批判态度。《作家日记》延续先前杂志的某些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更侧重识字和传播教育的重要性，对法院的兴趣，以及非意识形态的文学。钱西斯认为，《作家日记》与《时代》《时世》的某些思想的差别在于，前者中“受过教育之人教授人民并受教于人民” ；后两者中“受过教育之人应受教于人民”。

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与杂志活动的关系不可分割。一方面，他的思想融于小说中，杂志充当媒介发表其小说。以其“根基派”思想为例，如《死屋手记》中，受过教育的叙述者戈利亚钦科夫不仅述说还评论自己疏离了农民的信条；在《时世》上发表的《鳄鱼》表达了人们关注资本经济所表现出来的麻木不仁，而非根基派所倡导的人类的同情心。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闻杂志活动对他小说创作的影响。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主题广泛的小说形式和内容就是小型百科全书式的新闻体类型，堪称“大型期刊”。其次，他在小说中的叙述方式介于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例如《死屋手记》的叙述者。然后，《地下室手记》的神秘结构也与新闻杂志某些方面关联。第一部分为理论，第二部分为实践，两者犹如大型期刊的文章：前者处理当下主题；后者以虚构方式思考，来呈现富有逻辑的结果。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四十年代的文学生涯里都进行着形式实验，从长篇、短篇到新闻文章；而在六七十年代中，他的新闻活动继续其叙述实验，尤见其小说叙述者，其实他的新闻活动也具有这种“半虚构”叙述者特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新闻活动与小说创作无形缠结，形成星云网络状结构。这也使我们领略此语境与他的严密度。

从包罗万象的语境里总结以上四方面内容，英美学者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不仅保留了原先的发现，还加入了更多新的探索。即使语境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被一一提取，融入历史与文学视角，但看似独立的语境又相互交织和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新意，他与同时代人的经历，即参与社会活动、政治与文化机构、宗教信仰、思想倾向与转变、艺术传统和文学类型等，这些叙述都展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多元广泛和闳意眇指。

参考文献：

1.Foucault, Michel.“Return to History”,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James D. Faubion ed, New York: The New, 1998.

2.Martinsen ,Deborah A. and Maiorova ,Olga ed. Dostoevskty in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19.

3.Rossi, Aldo.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 Diane Ghirardo and Joan Ockman trans, Cambridge: MIT, 1984.

4.加斯东·巴什拉：《空间诗学》，龚卓军 王静慧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

5.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6.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著：《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案头参考书）》（第五版），张道龙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7.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第十五卷），白春仁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8.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第十七卷），张羽 曹中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9.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二卷）,贾宗谊 张开译，展凡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