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年轻人，随不起份子钱了！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当有人在欢度国庆假期的时候，而有一些人空着口袋，在豪华婚宴七日游里瑟瑟发抖。疫情让大家憋了一年，今年开始集中轰炸…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2017年发布的《国人工资报告》显示，国人除了吃穿用学住行这六大开销外，人情往来、请客送礼花销占工资的14.65%。

人类怎么会有份子钱这么一说？到底是谁发明的？

份子钱的发起人起源于明太祖朱元璋：

“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伤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贫窘，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每里百户，便是百贯，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轮流周给。”

用大白话来翻译一下就是：

你们都是打工人，有人余额宝一天收益1.24个w、有人左手工资右手花呗白条，谁家没个婚丧嫁娶需要花钱的时候，乡里乡亲的要相互照应，要是谁家孩子结婚缺钱操办，每家都出点，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你结不起婚了，朕也不用担心结婚率、生育率了。以后家家户户都这么轮流支援，愿天下再也没有单身狗！

人大经济学教授聂辉华提到，过去的份子钱更倾向于是一种融资工具。如果你想要办一件事缺钱，要去借钱又很没面子。比如份子钱就相当于结婚缺钱，每个人送一些钱给你，解决了燃眉之急，又很有面子。这中间是一个隐含的契约关系，我给你钱了，将来我办事的时候你要把钱给我，是一种不伤面子的隐形融资工具。

从份子钱发展的小历史来看，这一习俗延续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份子钱演变为两种形式，一种是送贺礼，那个年代典型的四件套：脸盆、暖瓶、毛巾和被面。

另一种就直接给份子钱，一般是5毛到2块不等，到七十年代10元较多，八十年代升到20元，九十年代已达50—100元，二十一世纪100元份子钱肯定是不够了，通常起步就是200-500元。

看起来小小一份份子钱，其实是一个人社会关系的体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人情关系成为了可以算计、利用的资源，这个时候就有了“工具性份子钱”的说法，一般是对方手里掌握一定的资源。

按500元份子钱来说，你一个月的工资禁得起几场婚礼？

500块钱只算个平均基准，那要是随5毛呢？不得当场友尽？

还真有这么个地方，随礼只要5毛。随一百？当场找你九十九块五！

在山东淄博的南太合村，这一传统已经贯彻了30年，1970年之前，谁家办喜事就在家里请亲戚吃顿饭、喝喜酒，村里乡亲随2角钱礼金，不在主家吃饭，但是可以领回一个小喜帖和几个火烧，有时还有几块糖。

到80年代，物价涨了，2毛钱都不够喜糖的成本，随礼的人也过意不去，村里干部一商量，提议村里的份子钱涨到5毛。5毛钱的份子钱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乡里之间的情义反而更纯粹了。

上面是5毛钱的份子钱，我们再看看动辄几千上万的云南某村庄：

在人均年收入 7000 多元的村里，除去盖房子这种重大开销，婚丧嫁娶等方面的人情消费占其家庭年支出的 20%~40%，金额从 3000 元~25000 元不等。

村民被问到，人情负担会不会太重了？

有的回答很淡定：“都是这种（样）嘛”，有的却表现无奈：“哪有什么办法，别人都给，你不给不行嘛”，也有早就习惯了的：“礼尚往来嘛，一辈一辈传下来的”。

这份子钱的重量，在全国也算得上数一数二了，我们来看全国各省份子钱统计，天津稳占第一，排前五的除了北京上海，山西、贵州光荣出线。

我们再来看一下各省的人均GDP排名，天津排第7倒也说的过去，山西倒数第5，在份子钱榜单稳居第4，可见份子钱跟GDP并不对等。

网友开玩笑说，如果天津人、东北人和广东人坐一桌斗地主的话，场面大概会是这样：

东北人：“500！”天津人大手一挥：“管上，2000！”广东人：“emmmm……要不起……”

GDP遥遥领先的上海、北京上场了，北京：“1400！”，天津人抬了抬眼“2000”，上海人：“…要不起”

比不了比不了。

那么，份子钱到底能不能回本？

靠在婚宴上吃回来，基本是不可能的了，除非你也不甘示弱结个婚。

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凭借《家庭论》一书开创了婚姻经济学的概念。贝克尔认为，一个理性经济人结婚的目的，在于想从婚姻中得到最大化的收益，如果婚姻收益超过了单身收益，那么人们就会选择结婚，否则就宁愿单身。

柏拉图说：“人本来是雌雄同体的，终其一生，我们都在寻找缺失了的那一半。”

面对婚姻，权衡利弊、平衡比价很正常，谨慎是最起码的态度，有人更看重资源匹配度，要收益最大化，有人更看重灵魂契合度要爱情，当然都可以，这个时代赋予我们最大的自由，就是选择的自由。

最最最重要的是，当你考虑完所有可能性，决定迈入婚姻的时候，还能借机融个资、收获一波祝福，把自己这些年的人情储蓄一次性取出来数数~

说到这里，你的人情账户里存了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