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老的考古学：埃及为何至今没能逃离“法老”政权？

作者丨大卫·坎伯格斯

翻译丨王立秋

2021年4月4日星期六，埃及当局上演了一场规模空前、众星云集、令人目眩的表演：在福斯塔特新建的国立埃及文明博物馆正式开幕之际，官方举办了一个庆祝古埃及之文化与武勇的宏大典礼。

这场载歌载舞、服饰考究的表演，即所谓的“法老的黄金游行”，形成了一个奢华的景观。它的核心，是这样一个戏剧性的过程：二十一具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木乃伊，从先前容纳他们的塔希尔广场上的埃及博物馆，被运往他们在新博物馆的最终安息地。这一“传奇之旅”（新闻上就是这么说的），当然会让埃及人感到自豪。它以相当优雅的方式，赞美了古代和现代的埃及文化。

但，这场壮丽的民族主义戏剧表演，还有另一面。它在炫耀地展示文化自豪感时使用的话语和象征元素，有助于说明当代埃及政权的性质和当前埃及领导人的思维方式：首先，黄金游行表现了，现政权是怎样对历史进行军事动员，用历史来强化自己的权威的。其次，黄金游行展示了对2011年革命的有目的的、持续的抹除，后者因此而被排除到城市空间和集体记忆之外。最后，黄金游行还有助于揭露埃及政权的无能，它不能超越军事的范式思考，而这个无能本身又说明了埃及的两级公民身份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及其根深蒂固——埃及公民分两个等级：军方和军方声称要保护和捍卫却又不断被剥削的平民。

新王国、新首都、新国家

在文字和影像上，黄金游行明确地把这些古代埃及王朝的统治者和现任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并列，由此延伸至当代的埃及政权。游行的整个过程，一直在强调各种遗迹（政府显然想吸引国际游客前来游览），其焦点则是古代王朝统治者的军事实力。在埃及旅游与文物部发布于油管的游行宣传片中，演员侯赛因·法赫米在谈到古埃及文明时说，“它向人类呈现了第一个建立在科学与信仰之基础上的强国模型”。这当然与塞西的强人路线一致，后者强调边界安全（比如与利比亚的边界，埃及已经在那里进行过数次军事行动），在区域纠纷中的强硬态度（比如说正在进行的关于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的填充和使用的谈判），以及在打击所谓“恐怖活动”上的残酷无情（塞西一直致力于消灭西奈半岛的“恐怖分子”，这个努力集中体现在2018年的西奈半岛全面战役上，这次行动还被骄傲地放到埃及的国家和私营电视台上反复播放宣传）。它也和塞西公开表演的虔诚相匹配：通过表演虔诚，他意在把自己呈现为国家安全和宗教生活的保卫者。

进而，法赫米描述了新王国时期的几位王朝统治者：他把阿蒙霍特普三世描述为一个“在统治期间维持了国家的稳定和繁荣”的统治者，把拉美西斯二世描述为“统治埃及近67年的伟大埃及国王”，还说拉美西斯三世“保护他的人民不受海上民族侵略”。后来，演员莫娜·扎基提醒观众，古埃及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这支军队保护了人民和土地”。因此，这次活动显然致力于把这些强大的、从军事角度来塑造的统治者和塞西本人关联起来，而并置护送木乃伊的警察和保护到国家博物馆参加活动的塞西的护卫这个操作，也进一步明确了这个事实。

在塞西抵达博物馆时，旅游与文物部的部长哈立德·阿纳尼给他奉上一尊图坦卡蒙的雕像作为礼物。此时，这个关联变得甚至更加明确了。阿纳尼说，这个雕像描绘的是图坦卡蒙国王打猎的样子，象征这个国王“奋力消灭邪恶以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接着，他告诉塞西，在他看来，这是“我们能献给总统阁下最适当的礼物”。因此，这次活动在话语和象征层面上，都起到了把塞西确立为“现代法老”的作用，就像塞西之前的独裁者们所做的那样。

除了把塞西加冕为现代法老外，这次游行和这个政权还有一个更加广泛的目标。和前总统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的政权一样，塞西政权也旨在把自己呈现为一个在权力和荣耀上可与古代法老王朝媲美的政权。

在活动期间播放了一份预先录制好的视频，清楚地说明了这点。在视频中，演员哈立德·纳巴韦，也是2011年革命更高阶层的参与者之一，导览了许多塞西当权后翻新的文化和宗教旅游景点。有一处，视频还展示了纳巴韦和阿纳尼谈论将在新行政首都（兴建中，就在开罗城东边的沙漠地带）开设的另一个新博物馆的场景。阿纳尼说：“新首都将代表一个基于科学、文化和艺术背景的新国家。”这与侯赛因·法赫米对古代埃及文明的描述——“第一个建立在科学与信仰之基础上的强国模型”——惊人地相似，这个相似绝非偶然。

在这里，政权显然想把自己呈现为一个新生的强大而全面的国家，它做好了给埃及带来新的荣耀的准备，但当然了，它得优先解决安全问题。就像那些来自新王国时期一些王朝的木乃伊那样，新法老和新首都也意在代表埃及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后者力图抹去其总体化的军政府之外的一切替代选项可能留下的痕迹。

抹除革命

这次游行，是在埃及人民的集体记忆中持续努力抹除2011年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游行从塔希尔广场（即解放广场），推翻胡斯尼·穆巴拉克的那场大规模起义和后来的权力斗争发生的地方开始。在埃及社会中，至少有三方参与了起义后的权力斗争：为民主和人基本的自由而斗争的活动人士、埃及军方及其在那些忠于旧制度（fulul）的人那里的盟友，和形形色色的伊斯兰主义群体；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穆斯林兄弟会。

自塞西掌权以来，当局就一直致力于抹除这段历史，一个例子就是，每年1月25日政府都会庆祝国家警察日，同时又对2011年同一天发生的起义绝口不提。另一个例子是，把2013年发生的反对当时的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的抗议重新命名为“6月30日革命”，视之为人民意志的自发、真实表达。军方以此事件为借口，解除了穆尔西的职务（可以理解为政变），使当前的政权（重新）上台。但直到最近，当局在表面上都还一直不确定怎样处理广场这个场所本身。除去它是之前革命的心脏外，还是开罗交通的一个关键节点，也是通往埃及市区的象征性和实际性的门户。虽然政府在上台后多次小规模重建塔希尔，但直到最近，它才确定了一个在长期的物理控制之后，最终夺取广场的象征空间；在多年的尝试之后，最终一劳永逸地清除2011年革命的最后痕迹的计划。这个计划分几个层面：当局试图通过利用翻新广场上和广场周围的建筑的机会，用专业的灯光把它的特征主题公园化，象征性地在广场中央重新安置古埃及的方尖碑和斯芬克斯像，以及制造古代国王和王后的游行这个历史-神话景观来实现其目标。

活动人士和学院人士一直在表达对这种可能性的关注，即把广场变成革命博物馆，把它封存、孤立起来，使之远离可能延续那场从未完成的革命的抗议的一切可能性。但眼下发生的事情，可能甚至比这还要极端。对革命的抹除是逐渐完成的，即便在此过程中，肯定有一些重要时刻。比如说，2015年，埃及开罗美国大学拆掉了它在塔希尔校区的北墙，因此也就破坏了墙上那幅充满力量的革命涂鸦，该涂鸦缅怀了漫长的革命期间军队对抗议者的野蛮袭击的受害者。

不过，在过去一年里，当局又开始认真地想把塔希尔变成一段回忆——虽然不是对起义的回忆。相反，它想回忆的是另一个时代，一个更加古老的、早就消失了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埃及的市区还不是殖民建筑轨迹的疲惫、破碎的聚集地，相反，它崭新、有组织并干净得无可挑剔。政府着手在塔希尔东北面附近的市区重新粉刷风格有趣的建筑，就像一点点颜料，就足以弥补数十年的遗忘，就可以隐藏如今已然掌控全国的同一个军方蓄意、残忍和欺骗性地造成的那些流血事件一样。就像政权自从让自由军官上台的1952年政变以来，（在各种伪装下）做的那样。当局还通过西拉吉照明公司增加了专业的灯光，给这个翻新计划增加了一点曲折。如今，广场门面的所有建设和纪念物上都装上了重点照明，这就把广场和它周围的地区变成了一个像主题公园那样的旅游景点，强调了它殖民时期的建筑遗产，同时有意地彻底忽视了其最近的历史。

塔希尔是纳巴韦在作为活动一部分，在活动期间播出的预录视频中评论到的许多翻新计划之一。但视频统共只给了广场十秒钟的特写，纳巴韦在此期间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它是“埃及最著名的广场之一，与埃及人民生活中的许多令人难忘的事件息息相关”。摄像机简短地展示了广场上的一块纪念牌匾，它提到了1919革命和1952年“革命”，也在画面最下方；差点被下移的镜头切掉的地方，提到了2011年革命和6月30日“革命”。在这里，通过微妙的回避、笼统的语言和取巧的摄影技巧，近来广场和埃及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几乎被抹除了。用塔希尔来展示木乃伊游行的景观，进一步把广场变成一个阅兵场，变成一个展示民族主义的历史光荣与政治暴力戏剧盛典的舞台。在游行期间，塔希尔空无一人，变成了一个被清除一切人类活动痕迹，只剩眼前这个景观的空间。讽刺的是，这个景观又被呈现为对明显缺席的埃及人民的赞美。伴随着这辉煌的盛景，当局终于做到了它在过去十年里一直试图做到的事情，即，几乎彻底在广场的空间和记忆中抹除了2011年革命。

把一切军事化

在众多排场之后，木乃伊最终在游行中闪亮登场。每一具木乃伊，都乘坐着自己时髦风格的私人金车，车上装饰着它的名字，并装有一个拍摄木乃伊的便利摄像头，让观众得以窥见这些前法老享受传奇之旅的样子。车辆离开塔希尔广场上有119年历史的埃及博物馆，排成一列纵队沿一条长道行驶，路边并排着十几个演员，她们穿着古埃及人的服装，手持半-未来主义（木乃伊朋克？）的光球。接着，木乃伊围绕广场转了一圈，沿阿卜杜勒卡迪尔哈姆扎街尼罗河滨海道路，并最终驶向它们在福斯塔特的最终安息地。虽然木乃伊无疑在沿滨海大道的短途旅行中渡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但在为它们精心组织的旅途中，还发生了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除了把塔希尔重写为法老遗产的所在之地外，这次游行还实行了对木乃伊本身的军事动员，不顾它们的意愿征召它们，使它们服务于军方和埃及政权，而现在，军方在本质上就等同于是埃及政权。

不但在游行中，埃及军方全程在场——在一开始播放的一些影像（预先录制好的，军官骑白马走游行路的镜头），在穆加马行政大楼前演奏的军乐团，在游行时组在木乃伊前方的军队鼓乐队，甚至在木乃伊乘坐的车辆（这些车辆显然是军方的，只是加上了优雅的新法老装饰这一层薄薄的伪装）中，你都可以看到军方的存在。所有这一切，肯定有助于把这次文化庆典变成一次军事庆典，但直到木乃伊抵达福斯塔特的国家博物馆，在那里受到二十一响礼炮欢迎的时候，这次游行的真实意义才变得一览无遗。在车队接近博物馆的时候，镜头展示了一排五门军绿色大炮，每一门由三名穿全套制服的英俊士兵操控。它们一门接一门地向空中开火，向这些早已死去的王者致敬。这些木乃伊终于获得了合适的军事葬礼，而就它们傍晚为现政权提供的服务而言，这也是唯一合逻辑的结论。

但单是这个，还不够。游行还在继续，直到塞西本人走出博物馆大厅（他一直在那里看给游行配乐的管弦乐表演），走到博物馆前面，在那里站着看木乃伊经过时，游行才算结束。如此，塞西就像检阅新的部队一样站在那里，而经过的先前的埃及国王和王后则通过民族主义戏剧的魔力，变成了被征入这个人的军队的新兵，被迫以仰卧的姿势服从于他。塞西竟然能忍住敬礼的冲动，也算是个奇迹了——在这些新兵从他身边经过，供他检阅的时候，这样的冲动无疑牵动了他全身的每一根纤维。

这个举动，无论看起来多么奇怪，都超越了典型的治国术和民族主义的话语。事实上，它的古怪之处，揭示了一个现政权核心处越发不祥的真相，那就是，它根本就没有在军事范式的框架外理解任何事物的能力。对这个政权来说，在军方的圈子和相关的安全服务外，不存在任何逻辑、任何意义、任何思想；而在其边缘上的一切，都会迅速被它们污染，或被征召过来，为它们服务。倒不是说当局不理解公民社会，而是说，它完全无视公民社会；它无比确定，在军方的领导和专业面前，平民在根本上是低劣的。

2020年4月，在埃及新冠大流行病爆发初期（也是在那个时候，当局曾短暂地鼓励人们戴口罩），一个塞西视察政府正在进行的多项建设工程的视频片段火了起来。在视频中，塞西劈头盖脸地斥责站在他面前的军官，想知道为什么建筑工人不戴口罩。他明显很愤怒，在一连串咒骂后他问“Fayn al-madani illi al-masʾul ʿan al-kalam da?… ʾUlli al-masʾul min? Al-madani min?”，意思是，“负责这个的平民是谁？告诉我，负责的是谁？那平民是谁？”在这里，平民，madani，当然是相对于’askari，士兵而言的。这也是理解现政权摩尼教世界观的关键，这种世界观把埃及分成两个权利和特权的等级。当然，军民两极是叠加在埃及已经极端分化的阶级社会之上的（但官方又严格禁止谈论阶级之分），因为埃及军方商业利益的扩张（他们需要与平民合作），它又稍微有一些渗透性。

但事实是，军方依然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人种，是引导无能的、孩童似的平民人口，给他们带来好处的统治者。在他们看来，要是因为意外失去了他们的引导，平民是完全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或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塞西和他的政府的言行一次又一次地充分说明了这点。比如说，最近，政府明显不愿意在财政和道德上给因为与正在进行的大流行病斗争而死于新冠病毒的医务人员“烈士”与埃及军警“烈士”相同的地位。这表明，在政府看来，因为保护和治疗事业而献身的烈士，就是要比为国家安全献身的烈士低级。

当然，有人会说，埃及早就有一个特权的军事阶级了。在不止一个场合，埃及人在说到现政权的时候，向我提起“dawlat Yuliu”或“七月政权”这个术语。用一个女人的话来说，这个术语想说的是，现政权是对“自1952年以来一直压迫我们的军事占领”的延续。虽然的确，近七十年来，埃及一直处在持续的军事统治之下，但当前在埃及发生的事情是，国家的军事化进一步强化，社会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大，军方进一步发展为一个榨取型的统治政权。这点在游行的排场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桥，鸡和投资减缩

游行后的那天，历史学家哈立德·法赫米在脸书上写了一个雄辩的帖子。他认为，游行展示了政权真正的优先考虑，即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安全和安全化上，而彻底忽视了公共卫生、交通和教育。法赫米的论断完全正确。政权，也就是军方和相关的安全机器，根本就不关心那些东西。原因很简单，它的目标显然是确保其公民变得无知、病态，让他们把力气都用在挣扎求生上；这样，他们就绝对没有精力，来反对他们的军方主子的意志了。而且，我们必须把现任政府理解为一个榨取型政权，在这个政权看来，平民不过就是有待利用的资源而已。

这解释了为什么军方和它的承包商朋友要忙着在全国修建几十座甚至几百座经常毫无必要的新桥（无疑，修桥用的，是军方所有的水泥厂生产的水泥），并不加区分地推平拦在他们路上的一切，从古代的坟墓到过去几十年里数量激增的违章建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自塞西上台以来，军方所有的公司数目暴增，以及为什么这些公司的行动范围会扩大到把各种非军事相关的产业也包含进去。这还解释了为什么内政部会在全国地铁口停放的小货车后车厢上，以大大低于当地屠夫的价格贩卖肉和鸡。这也揭示了当局各种行动：让每一个公民都加入银行系统，迫使公民在埃及土地注册处把数百万没有登记的土地登记在册，以及迅速提高对燃油、燃气、电力、水和面包的补贴。

这还是为什么从新冠大流行病开始，埃及的应对计划就一直是否认、否认、否认并持续地在官方统计数据上含糊其辞，以营造这样的假象，即，在几乎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大量的人生病去世的时候，埃及这个又一亿多人口的国家，竟然能够幸免于难——在过去一年里，埃及几乎没有过哪怕一次全面的封锁，只有两次，政府短暂地发布并执行了在公共交通和政府建筑必须戴口罩的法律。而与此同时，埃及脸书上的帖子，却一直像讣告一样宣告着疾病和死亡。当你意识到现政权意在流干每一个不能直接给他们的军事工业国家带来好处的埃及人的血，吸干他们的最后一丝生命力，直到他们在设备短缺的政府医院的过道上崩溃和死去的时候（或者，死在家里会更好，这样，政府就不必花一丝力气来处理问题了），所有这些行动就都说得通了。当局优先考虑的，根本不是埃及人民。对他们来说，甚至国家安全，也只在有利于保护国家（也即军方）的经济利益时，才是重要的。这场优美的庆典游行，清楚地展现了埃及的军方统治者绝对没有放松他们卡住埃及人民脖子的手的意图；相反，这双手掐得越来越紧了。

一小块面包

革命十年后，国家就是军队，军队就是国家。监狱里关满了政治犯和道德犯，这些人经常被不加审判地拘留数月，甚至数年。贫困猛增，对国家庞大人口中的一小撮人以外的所有人来说，生活迅速变得越来越艰难。成千上万有才华的埃及人逃出这个国家，到其他地方开始新的生活；而留下来的那些，也就是那些既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资本并因此而无法逃离的人，也在日复一日的挣扎求存中变得越来越绝望。真相是，一场针对埃及人民的战争，一场由他们自己的政府设计和发动的战争正在进行。

法老的黄金游行暴露了这个事实的多个方面，它进一步使塞西成为不受质疑的法老；它把埃及历史的多个方面动员起来，用它们来服务现政权；它几乎把军民彻底分开，使军方从一个特权阶级，变成一个立于民众之上，从不可触及的高处俯视他们的高级人种。通过抹除革命的塔希尔，把它重写为一个上演国家书写的景观的地方，这一切才得以可能。虽有黄金游行的庆典幻想，但埃及人依然在军政权的大拇指下受苦。这个政权否定他们的人性本身，并且对他们的压迫也越来越强了。

众所周知，塔希尔的革命者曾为“面包、自由和社会正义”而歌唱。十年过去了，自由和社会正义的希望依然渺茫。绝大多数埃及人，则太过忙于追逐需求清单上的第一项即每日的面包，太过忙于日复一日地为自己和家人的生计而挣扎，太过忙于紧紧抓住他们所剩不多的基本的人道尊严（而甚至这个，也迟早会被剥夺）。不可否认，这处境不容乐观。但至少，在一个晚上，埃及人能庆祝他们的文化遗产并为之而感到自豪，哪怕就连这个遗产，也变成了政权手中的又一件武器。

David Kanbergs, “Pharaohs’ Golden Parade: Egypt and the Military Mobilization of History”, Jadaliyya, Apr. 27, 2021, https://www.jadaliyya.com/Details/42659/The-Pharaohs%E2%80%99-Golden-Parade-Egypt-and-the-Military-Mobilization-of-History。经作者和《辩证》许可翻译刊发。

大卫·坎伯格斯（David Kanbergs），纽约大学中东与伊斯兰研究系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现当代文学，特别关注埃及的推想小说。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现为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